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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紅色法學家”何思敬

發布時間:2019-04-02 09:10:21  來源:北京日報  河北黨網新聞熱線:0311-879084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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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標題:“紅色法學家”何思敬

  何思敬,中國哲學家,法學家,馬克思主義著作翻譯家,紅色法學奠基人,國共重慶談判中共代表團唯一的法律顧問,參與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,是新中國法律創始人之一。毛澤東稱何思敬為“全國第一流的法學家”,又說何思敬教授是“有正義感、有勇氣、有學問”的人。

 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宣傳運動,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蓬勃發展。隨著整風運動和大規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展開,許多馬克思主義書籍被翻譯介紹進來,形成20世紀“西學東漸”的又一個高潮。與此同時,有一批“紅色學者”涌現出來。何思敬就是其中一位。

  “創造社”的“眼睛”

  何思敬1896年生于浙江余杭,少時東渡日本,在東京帝國大學攻讀社會學,并學習德語。其間正值十月革命爆發,促使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日本知識界廣泛傳播。通過在日中國學者的介紹,又急速傳播到中國。何思敬對此極為關注,在異邦大量閱讀了社會科學方面的書刊,尤其對黑格爾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。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先驅、經濟學家河上肇教授此時正在大力宣傳社會主義學說,這對何思敬又產生了極大影響。經過一番研究,他逐漸接受了資本主義必將被社會主義取代的道理,也認識到中國必須經過徹底改造。于是,他有意識地閱讀馬、恩著作。1923年,他加入了郭沫若、郁達夫、成仿吾等創立的文學團體“創造社”。當時,何思敬以思維聰敏、善于觀察和分析形勢被稱為“創造社”的“眼睛”;成仿吾因善于聯系和團結同人,被稱為“創造社”的“紐帶”;郭沫若則是“創造社”的“靈魂”;他們志趣相投,思想一致,彼此成為莫逆之交。

  中山大學的“紅色教授

  1927年2月,何思敬學成回國,隨即被廣東革命政府聘為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。不久,“四一二”政變爆發,廣東反共軍人也實行“清共”。面對血腥屠殺,何思敬利用講臺進行揭露。國共內戰期間,大學里的政治派別斗爭激烈,何思敬站在進步立場上,掩護中共地下黨員,又在課堂上公開講授馬克思主義,成為一位“紅色教授”,在中山大學執教十年之久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變爆發后,何思敬到上海參加“文化界抗日會”,負責宣傳工作,后又主持會務。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變爆發后,上海“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”召開盟員大會,為支持上海軍民抗日活動發起募捐,何思敬傾囊捐獻,并撰文抨擊蔣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內”政策。鑒于其表現,他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,對外則以無黨派人士面目出現。

  不久后,何思敬重返中山大學,在課程中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,頗有影響。這些課程往往是采取巧妙方式加以掩飾的,如課程表上安排的是“經濟學”,何思敬講的內容卻是《資本論》;“方法論”課,他講授的是唯物辯證法;他講“戰爭哲學”,話題從德國克勞塞維茨的《戰爭論》談起,又聯系到日本侵略中國和中國抗戰的實際,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,說明抗日的前途必然屬于中國;他還運用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分析中國工農紅軍的戰略戰術,在南方學府宣傳紅軍以及長征。何思敬課余收集了兩廣政治、經濟、軍事的情況,寫成《關于紅軍西征的報告》,向黨組織反映廣東各階層對紅軍的認識和反響。

  1935年,北京爆發“一二·九”運動的消息傳到廣州,中山大學學生予以響應,掀起了廣州各界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,何思敬更是鼎力參加。到了1936年1月9日,廣州上萬學生和市民舉行抗日宣傳大會和示威游行。廣東軍閥陳濟棠決定鎮壓。就在游行隊伍行至荔枝灣橋頭時,突遭所謂“廣州市民救國鋤奸團”的武裝襲擊,隨即陳濟棠宣布全市戒嚴,逮捕了一批學生骨干,其中兩人被秘密殺害,釀成了“荔枝灣慘案”。陳濟棠認定事件是何思敬等“紅色教授”“煽動”起來的,決定將之秘密逮捕,幸好這一消息事先為進步學生所知,何思敬遂緊急離開廣州,避居于香港。

  間接在毛主席寫《論持久戰》這部光輝著作中出了一點力

  抗戰全面爆發后,何思敬輾轉到達延安,當即受到毛澤東等的接見和歡迎。對于這位知名的法學家和翻譯家,毛澤東等中共領袖是早已“如雷貫耳、久聞大名”了。鑒于當時何思敬的妻兒仍滯留香港,生活困難,毛澤東親自批示每月匯寄生活費。到了1939年底,經過沿途中共各組織的精心安排,何思敬妻兒也平安地抵達延安。當何思敬見到夫人王艾英帶來的黑格爾原版《大邏輯》時,大喜過望:“現在,我可以研究我真正喜愛的哲學了。”于是,何思敬在延安的九年,可謂是如魚得水,期間從事翻譯馬列著作和研究、宣傳馬列主義的工作,曾擔任延安大學法律系主任及法學院院長等,培養了許多中共的政法干部和理論干部。

  何思敬還受毛澤東的委托,將克勞塞維茨的名著《戰爭論》翻譯出版。1938年4月,毛澤東在延安親自主持了關于《戰爭論》的研討會。克勞塞維茨是德國著名軍事理論家,他的《戰爭論》對世界軍事理論有很大影響。其中提出的“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”的論點,被列寧認為是把“辯證法的基本原理運用在戰爭上”,是對戰爭“所下的定義”,是“一句至理名言”。因此,毛澤東很重視這部書。在研討會上,有數十名高級軍事干部參加,何思敬主講了這部書的主要內容。據參加過這次會議的莫文驊將軍回憶:這本大部頭,“毛主席指定何老根據德文原本譯出。每次開會介紹一章,并印發復寫譯文,來幫助討論……大約經過三個月,(總算)把這本書基本讀完了……學完之后(也許在學習中) ,毛主席便寫《論持久戰》……何老在幫助毛主席理解克氏這部難讀的書,是有一定貢獻的,也是間接在毛主席寫《論持久戰》這部光輝著作中出了一點力。”

  1946年,何思敬隨毛澤東、周恩來參加了重慶談判,任法律顧問,協助擬定談判原則和方案等。“雙十協定”簽訂后,何思敬隨周恩來等留在重慶,就未能達成協議的問題繼續與國民黨方面會談。這期間他數次應邀到陶行知辦的社會大學講課,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,并多次接見《新華日報》記者,以法學家的身份,揭露國民黨當局協議墨跡未干即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事實,并在《解放日報》撰文揭露蔣介石推行“憲政”的欺騙性。

  全面內戰爆發后,何思敬返回延安,以法律為武器,繼續抨擊國民黨。此后,土改運動大規模展開,l947年年初,何思敬赴山西參加土改工作。1948年春,中共中央機關遷至河北平山西柏坡,在那里,何思敬協助周恩來草擬了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》,并為起草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作好了準備。毛澤東曾高度評價何思敬是一位“有正義感、有勇氣、有學問”的人,并稱贊他是“全國第一流的法學家”。(作者為文史學者)

責任編輯:郭怡安_DW1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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